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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分析結論：
自明治維新以后，在列強環伺之下的日本從一個“彈丸小國”發展成為整個近代史上亞洲唯一的強國。但是，失控的民族主義成為日本膨脹并走上毀滅之路的一個重要因素。昭和時期日本的案例，值得每一個走在大國路上的國家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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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世界近代史，日本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國家：它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從一個“彈丸小國”成為了整個近代史上在亞洲唯一的獨立國家，在一戰后，日本甚至成為了“列強”之一。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客觀的說，日本當時的成功，從側面證明了亞洲族群并不天然遜色于西方人?？上У氖?，本應成為亞洲領袖，帶領亞洲走向光明未來的日本卻選擇了一條錯誤的、對外擴張的道路，最終成為了法西斯勢力在太平洋地區的策源地。
無可否認的是，從明治維新一直到昭和前期（二戰結束），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擴張性的，而這種擴張型的國家政策不僅僅給周邊的國家帶來了深重的苦難，最終也把日本拖向了毀滅的深淵。當二戰結束后，日本近70年的發展成績幾乎被戰爭徹底抹滅。因此，日本的擴張政策，不論從其自身還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最終都只帶來了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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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我們有必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于：究竟是什么使得日本走上了一條擴張性的自我毀滅之路？又是在哪一個時間點，日本的對外政策開始失去了理智？對于后世的國家來說，能從日本的慘痛經歷中學習到什么才能避免同樣的命運再次重演？作為一個與日本世代糾葛，關系錯綜復雜的國家來說，這些問題對于今天的中國研究者來說，甚至具有更大的借鑒意義。
所幸的是，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學界實際上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研究，大致存在四種主要的解釋。首先，是國際關系學者們（尤其是現實主義者們）最為常用的“國際結構說”，其次，是在西方學者中更為常見的“弱民主政府說”。第三種解釋則主要聚焦于建構主義的視角，即“大東亞共榮說”。最后是擴張政策的政治經濟學解釋說。
乍看之下，似乎每一種解釋都有自己的道理。而在這四種解釋之中，施耐德（Snyder）關于日本政府內部陸海軍為了部門利益不斷走向極端并最終裹挾國家政策的決策是最有說服力的。然而，本文同時認為，現存的四種解釋實際上都可以被納入一種的新的解釋體系之中，即日本在二戰前具有自我毀滅性質的擴張政策，實際上是一種民族主義失控的物質體現。更具體地講，這四種解釋實際上回答了“昭和政府為何無法控制住國內的民族主義勢力”這一問題。然而，在另一個側面，“民族主義在沒有外界干擾的情況下是否必然膨脹并導致擴張政策”這一問題并沒有被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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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主義的天然特性，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一種天然的膨脹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也并不復雜。首先，民族主義是一種群體性的思潮，這意味著民族主義者們有一個宏觀上的共同目標，但不同的個體對于國家利益的邊界界定是不一致的。在此基礎上，由于群體理性的不可靠，作為一種群體性思潮的民族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極易過渡膨脹（施耐德實際上描述的就是這一過程）。而當這種思潮沒有得到合理的控制并最終裹挾了國家的政策，國家往往會走上一條自我毀滅的擴張道路。二戰前的日本就是最為典型的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并非完全否定民族主義的積極作用，但關鍵在于，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過程之中，不能出現被民族主義勢力完全裹挾的現象。
那么，問題在于，如何防止民族主義的失控呢？
從經驗觀察的角度來看，防止民族主義的失控在宏觀上存在兩種不同的方向：一、消除民族主義中的“群體不理性”；二、在民族主義和國家政策制定之間建立相應的守門人。
第一個方向本質上就是提升社會整體的思維能力與文化素養。這是一種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的方式，而教育系統的完善則是其中最關鍵的環節。但由于非常容易理解的原因，這種方式實現時間往往過長，并且過程中的可控性較差。因此，這種方式盡管非常重要，但對于政策從制定者們來說往往是不夠的。
第二種方式則是一種短期的解決方式（相對而言）。用一個通俗的比喻來說，這種解決問題的思路不是要根除病灶，而是在默許疾病存在的基礎上，防止疾病對人的健康造成損害。而建立守門人的方式還可以大致分為兩種：其一是建立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用制度性的因素來隔離民族主義的不利影響。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中較為流行的做法。應該說，這種方式已經證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一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同樣具有兩個民粹主義領導人，但美國與巴西相比，制度性的約束以及隨之產生的建制派對于遏制民族主義對于政策的不良影響方面明顯作用更大。而另一種方式則是要依靠社會內部少數的政治權威，通過精英的威望和素質來隔離民族主義的禍患。同樣的，這也是一種曾經成功過的方式。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那么，制度與權威哪一個更有效呢？
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回答的問題。這不僅因為兩種方式各有優劣，還因為每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狀況都不盡相同，沒有一勞永逸的辦法。首先，制度性的守門人的主要優勢在于其一旦形成，遏制力將會非常明顯并且相當穩固；但其劣勢在于，制度的形成往往耗時甚久，并且過程中可能會伴隨著相應的代價（例如法國大革命）。而權威性的守門人的優勢在于其高度的可操作性，而劣勢則在于個人因素的不可持續性和不穩定性。
在此基礎上，不論是哪種方式，其實現過程中都需要與當地的現實相結合，換言之，兩者都不是必然成功的。然而，盡管方式和路徑上存在不同的可能性，但有一個問題無疑是確定的：在如今的時代，民族主義的失控仍然是威脅到國家利益的一個問題，而這一問題必須得到政策制定者們足夠的關注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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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當代中國來說，昭和日本的案例還有在另一個領域內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即如何處理和現行國際秩序的關系。正如Snyder指出的那樣，從歷史的經驗來看，任何想要獨立挑戰現行國際秩序的國家往往都以自我毀滅而結束。國際秩序的成功轉變往往是漸進的。對于二戰前的日本來說，民族主義的直接影響是促使日本政府將自己置于了當時國際秩序的對立面。而如今的中國無疑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事實上，正如王輯思教授所言：“當年的日本在國際秩序中屬于‘體制內’，中國則被西方視為‘另類’而受到排斥和歧視。今天的日本還在國際秩序的‘體制內’，中國則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力量也今非昔比，但仍然存在中國如何看待現存國際秩序、如何處理同現存國際秩序關系的問題?！?而在應對這一問題的過程中，防止民族主義對于國家政策的負面影響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本文節選自《民族主義的失控：二戰前日本的自我毀滅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