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 景
全球熱炒的氣候、低碳、綠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安邦智庫(ANBOUND)創始人陳功在去年年底舉辦的「 2022年經濟趨勢預測與判斷研討會」上曾這么說道,
“這其實是‘氣候戰爭’,是個地緣政治的議題,不是真的只是個經濟問題。
為什么這樣講?戰爭說起來都為了一種社會的重構、世界的重構、力量的重構,關鍵涉及到秩序和標準??梢栽O想一下,若是希特勒贏了二戰,世界肯定會處于一個新的秩序,站在十字路口指揮交通的一定會是蓋世太保,絕不會是我們現在平時看見的交警;防腐敗抓腐敗的人可能也不是紀委,而是蓋世太保,一下就帶來這么一種巨變。斯大林贏了二戰以后,也是帶來了標準,帶來了秩序,那是他的秩序和標準。關鍵看誰贏,要知道贏的背后一定會帶來秩序、帶來標準,這兩者是氣候戰爭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們不抓住一個世界性的大議題,尤其是牽涉到秩序和標準的,可能大家為了爭奪秩序和標準的制定權和特權,就真要打起來,那時可能世界就會陷入熱戰,相當于第三次世界大戰。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那就一定要找一個大家可以談的東西,同時它也能導致世界新秩序、新標準的誕生,此時就抓住了氣候議題。這也就是為什么中美對抗如此嚴重,中美關系達到如此低谷,但一談到氣候問題、低碳環保問題,大家就說可以談可以談,而且都是很認真的談,談一次不夠就談兩次,兩次不夠談三次,想見什么人都可以,多高的地位、多大的領導都愿意坐下來彼此談一談。除此之外也已經沒有什么其它議題,而且這個議題確實是會帶來好處,可以避免戰爭,避免劇烈沖突的危險?!?
因此,氣候戰爭可以說是為了重新建立一種秩序,重新建立一套標準,通過這兩個秩序和標準重構整個世界,可謂是二戰后最關鍵的地緣格局之爭。
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推動“減碳”發展的大趨勢之下,日本經濟新聞近期發表文章,分析綠色減排標準問題演化出的國際地緣格局變化。歐盟在綠色標準體系建設中起步較早、體系較完善,在日本媒體看來,歐盟綠色標準的制定,存在構建有利于自身產業結構的意圖。不僅如此、中國、韓國和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也在嘗試建立各自的綠色標準體系。日經新聞認為,各類綠色標準正在體現出區域間產業競爭、制度競爭的趨勢。
在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看來,這種綠色標準的競爭帶有地緣競爭的色彩,對中國而言,其不僅關系到國內綠色發展的路徑,也關系到綠色發展的市場空間和競爭格局,需要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和警覺:一方面,在自身綠色發展中,中國要構建適合自身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特點的雙碳發展路徑;另一方面,中國要盡可能構建適合自身發展的綠色標準體系,爭取綠色發展的話語權和國際合作的空間。
歐盟綠色標準體系
綠色標準體系起步較早、建設程度領先的歐盟,在規定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數值基準等方面,以氣候變化、水和海洋資源等6個領域為對象,正在制定伴隨定量標準的定義。歐盟希望通過明確定義,吸引資金進入環保領域,推動經濟增長。不過,歐盟的綠色制度體系有兩個方面引起較大的爭議:一是,其試圖建立歐盟內部的碳關稅體系;二是,近期考慮將核能和天然氣重新歸類為綠色能源范疇。
這兩個方面,在歐盟域外國家看來,有保護域內市場和域內產業的意圖,也有利用規則體系擴展“軟實力”和爭奪有利的地緣競爭地位的“私心”。
特別是,在能源問題越來越突出的情況下,歐盟有意將核電視為綠色能源,將天然氣視為“過渡性”能源,以緩和日益突出的電力供需矛盾。盡管核能的確不增加碳排放,但核能產生的核廢料對自然環境具有不可逆的傷害。包括德國、日本等國家都已綠色發展的名義限制和停止了核電。但在核電領域具有產業優勢的法國則相反,仍希望通過相關標準的修改鞏固和擴大在核電產業的優勢。而歐盟對于“煤電”的限制除了煤電本身的確帶來大量碳排放的因素外,也與其已經大量淘汰煤電產能有關系,其對于天然氣能源的容忍態度,反映了當前歐盟能源結構的特點。對于中國、美國,以及大多數不發達國家等煤電占比較高的國家而言,通過分類劃分來淘汰煤電、發展天然氣發電,都不符合各自國內發展的實際情況,反映出歐盟在相關標準制定中“損人利己”的態度。
同樣,對于碳關稅的問題,歐盟以防止“碳轉移”為名提出向域外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看來,有利用道德高地,建立綠色貿易壁壘的嫌疑。畢竟歐盟企業具有技術和效率的優勢,碳關稅將彌補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成本優勢,使其更具有競爭力。同時,歐盟作為消費市場,有通過碳關稅將碳排放成本轉嫁到生產端的意圖。
對歐盟域外國家的影響
作為日本而言,其還關注到有關混合動力汽車產業的問題。歐盟的標準將混合動力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HV)排除在綠色對象之外。而日本擅長混合動力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車,歐盟希望通過規則制定削弱日本的優勢,靠純電動汽車(EV)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這些歐盟碳制度和碳標準的種種做法,反映了其根據自身經濟特點和產業結構,在推動綠色發展過程中,保護自身利益的趨勢。日經新聞同樣提到,包括制定標準的計劃在內,約30個國家和地區已開始向歐盟“活學活用”類似的分類體系。這些標準之爭正在演化成新的地緣經濟競爭博弈的新方式,使得標準較為寬泛的日本在國際競爭處于被動和不利的地位。
作為中國而言,同樣面臨相關的難題。在歐美的壓力之下,中國目前已經收緊了標準,把煤炭火力發電排除在外,并實質停止了新增的海外火電投資和建設。但實際上,煤電在中國能源結構中仍占有主要的地位,過快減少煤電產能,盡管有利于目前口徑下的綠色減碳,但一方面新能源建設難以彌補電力需求的快速增長,能源供需失衡影響了經濟穩定;另一方面,淘汰煤電產能帶來大量存量資產的減值,增加了金融“防風險”的壓力。2021年下半年一些地區出現的“拉閘限電”現象,正是相關電力供需矛盾激化的反映。因此,對于中國而言,圍繞煤電領域節能減排的投資和發展,對于中國漸進式的減碳發展而言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不能因標準改變而完全放棄。
日本媒體提到的相關傾向意味著,有關綠色標準的制定并非完全體現有關減排和環境的科學范疇,還表現出地緣競爭的色彩。對于中國而言,同樣需要注意到這種傾向。在推動綠色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曾經提到,需要將綠色發展、推動“雙碳”目標納入宏觀經濟政策的框架之內。綠色標準、綠色制度作為綠色發展的基礎,同樣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
綠色發展作為一種戰略發展方向選擇,在“雙碳”目標之下,不能操之過急,過于激進,不僅需要堅持“先立后破”的原則,兼顧國內的經濟基礎和產業結構,也需要考慮制度競爭中的地緣博弈,建立有利于自身發展、維護自身利益的系統性制度體系。同時,中國也需要有所作為,在制度設計、標準體系建設中加快發展步伐,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交流,構建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發展特征的綠色發展“朋友圈”。
各國間綠色標準的建立和發展,正體現出超越環境科學和氣候變化本身的地緣競爭傾向。相關標準和制度不僅關系到各國自身綠色發展的路徑,也顯示出影響產業和經濟競爭格局的趨勢。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有所作為,在構建綠色標準時要關注其地緣格局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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