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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全球熱炒的氣候、低碳、綠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安邦智庫（ANBOUND）創始人陳功在去年年底舉辦的「 2022年經濟趨勢預測與判斷研討會」上曾這么說道，
“這其實是‘氣候戰爭’，是個地緣政治的議題，不是真的只是個經濟問題。
為什么這樣講？戰爭說起來都為了一種社會的重構、世界的重構、力量的重構，關鍵涉及到秩序和標準?？梢栽O想一下，若是希特勒贏了二戰，世界肯定會處于一個新的秩序，站在十字路口指揮交通的一定會是蓋世太保，絕不會是我們現在平時看見的交警；防腐敗抓腐敗的人可能也不是紀委，而是蓋世太保，一下就帶來這么一種巨變。斯大林贏了二戰以后，也是帶來了標準，帶來了秩序，那是他的秩序和標準。關鍵看誰贏，要知道贏的背后一定會帶來秩序、帶來標準，這兩者是氣候戰爭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們不抓住一個世界性的大議題，尤其是牽涉到秩序和標準的，可能大家為了爭奪秩序和標準的制定權和特權，就真要打起來，那時可能世界就會陷入熱戰，相當于第三次世界大戰。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那就一定要找一個大家可以談的東西，同時它也能導致世界新秩序、新標準的誕生，此時就抓住了氣候議題。這也就是為什么中美對抗如此嚴重，中美關系達到如此低谷，但一談到氣候問題、低碳環保問題，大家就說可以談可以談，而且都是很認真的談，談一次不夠就談兩次，兩次不夠談三次，想見什么人都可以，多高的地位、多大的領導都愿意坐下來彼此談一談。除此之外也已經沒有什么其它議題，而且這個議題確實是會帶來好處，可以避免戰爭，避免劇烈沖突的危險?！?
因此，氣候戰爭可以說是為了重新建立一種秩序，重新建立一套標準，通過這兩個秩序和標準重構整個世界，可謂是二戰后最關鍵的地緣格局之爭。
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推動“減碳”發展的大趨勢之下，日本經濟新聞近期發表文章，分析綠色減排標準問題演化出的國際地緣格局變化。歐盟在綠色標準體系建設中起步較早、體系較完善，在日本媒體看來，歐盟綠色標準的制定，存在構建有利于自身產業結構的意圖。不僅如此、中國、韓國和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也在嘗試建立各自的綠色標準體系。日經新聞認為，各類綠色標準正在體現出區域間產業競爭、制度競爭的趨勢。
在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看來，這種綠色標準的競爭帶有地緣競爭的色彩，對中國而言，其不僅關系到國內綠色發展的路徑，也關系到綠色發展的市場空間和競爭格局，需要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和警覺：一方面，在自身綠色發展中，中國要構建適合自身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特點的雙碳發展路徑；另一方面，中國要盡可能構建適合自身發展的綠色標準體系，爭取綠色發展的話語權和國際合作的空間。
歐盟綠色標準體系
綠色標準體系起步較早、建設程度領先的歐盟，在規定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數值基準等方面，以氣候變化、水和海洋資源等6個領域為對象，正在制定伴隨定量標準的定義。歐盟希望通過明確定義，吸引資金進入環保領域，推動經濟增長。不過，歐盟的綠色制度體系有兩個方面引起較大的爭議：一是，其試圖建立歐盟內部的碳關稅體系；二是，近期考慮將核能和天然氣重新歸類為綠色能源范疇。
這兩個方面，在歐盟域外國家看來，有保護域內市場和域內產業的意圖，也有利用規則體系擴展“軟實力”和爭奪有利的地緣競爭地位的“私心”。
特別是，在能源問題越來越突出的情況下，歐盟有意將核電視為綠色能源，將天然氣視為“過渡性”能源，以緩和日益突出的電力供需矛盾。盡管核能的確不增加碳排放，但核能產生的核廢料對自然環境具有不可逆的傷害。包括德國、日本等國家都已綠色發展的名義限制和停止了核電。但在核電領域具有產業優勢的法國則相反，仍希望通過相關標準的修改鞏固和擴大在核電產業的優勢。而歐盟對于“煤電”的限制除了煤電本身的確帶來大量碳排放的因素外，也與其已經大量淘汰煤電產能有關系，其對于天然氣能源的容忍態度，反映了當前歐盟能源結構的特點。對于中國、美國，以及大多數不發達國家等煤電占比較高的國家而言，通過分類劃分來淘汰煤電、發展天然氣發電，都不符合各自國內發展的實際情況，反映出歐盟在相關標準制定中“損人利己”的態度。
同樣，對于碳關稅的問題，歐盟以防止“碳轉移”為名提出向域外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看來，有利用道德高地，建立綠色貿易壁壘的嫌疑。畢竟歐盟企業具有技術和效率的優勢，碳關稅將彌補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成本優勢，使其更具有競爭力。同時，歐盟作為消費市場，有通過碳關稅將碳排放成本轉嫁到生產端的意圖。
對歐盟域外國家的影響
作為日本而言，其還關注到有關混合動力汽車產業的問題。歐盟的標準將混合動力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HV）排除在綠色對象之外。而日本擅長混合動力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車，歐盟希望通過規則制定削弱日本的優勢，靠純電動汽車（EV）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這些歐盟碳制度和碳標準的種種做法，反映了其根據自身經濟特點和產業結構，在推動綠色發展過程中，保護自身利益的趨勢。日經新聞同樣提到，包括制定標準的計劃在內，約30個國家和地區已開始向歐盟“活學活用”類似的分類體系。這些標準之爭正在演化成新的地緣經濟競爭博弈的新方式，使得標準較為寬泛的日本在國際競爭處于被動和不利的地位。
作為中國而言，同樣面臨相關的難題。在歐美的壓力之下，中國目前已經收緊了標準，把煤炭火力發電排除在外，并實質停止了新增的海外火電投資和建設。但實際上，煤電在中國能源結構中仍占有主要的地位，過快減少煤電產能，盡管有利于目前口徑下的綠色減碳，但一方面新能源建設難以彌補電力需求的快速增長，能源供需失衡影響了經濟穩定；另一方面，淘汰煤電產能帶來大量存量資產的減值，增加了金融“防風險”的壓力。2021年下半年一些地區出現的“拉閘限電”現象，正是相關電力供需矛盾激化的反映。因此，對于中國而言，圍繞煤電領域節能減排的投資和發展，對于中國漸進式的減碳發展而言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不能因標準改變而完全放棄。
日本媒體提到的相關傾向意味著，有關綠色標準的制定并非完全體現有關減排和環境的科學范疇，還表現出地緣競爭的色彩。對于中國而言，同樣需要注意到這種傾向。在推動綠色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曾經提到，需要將綠色發展、推動“雙碳”目標納入宏觀經濟政策的框架之內。綠色標準、綠色制度作為綠色發展的基礎，同樣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
綠色發展作為一種戰略發展方向選擇，在“雙碳”目標之下，不能操之過急，過于激進，不僅需要堅持“先立后破”的原則，兼顧國內的經濟基礎和產業結構，也需要考慮制度競爭中的地緣博弈，建立有利于自身發展、維護自身利益的系統性制度體系。同時，中國也需要有所作為，在制度設計、標準體系建設中加快發展步伐，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交流，構建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發展特征的綠色發展“朋友圈”。
各國間綠色標準的建立和發展，正體現出超越環境科學和氣候變化本身的地緣競爭傾向。相關標準和制度不僅關系到各國自身綠色發展的路徑，也顯示出影響產業和經濟競爭格局的趨勢。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有所作為，在構建綠色標準時要關注其地緣格局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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